走近毛泽东（之十二） 

　　胡亚娟 　  

　　朝鲜战争挽救了蒋介石的政权，它使美国与蒋介石更加亲近，这也使得写有“毛泽东万岁”的红绿彩旗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不可能在台湾出现。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成都对一些党的领导人说：“我们革命成功的时候，斯大林说它是假的，我们不与他争论，当我们一开始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才变成真的了。”然而当斯大林学会尊重时，毛泽东则学会了不信任。如果说毛泽东在1949-1950年间没有与斯大林“争论”的话，那么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使他更倾向于反对莫斯科。毛泽东终于认识到，这种联盟不是花岗岩制作的，如果毛泽东不把25万军队派到朝鲜，如果麦可阿瑟在得意忘形中向北开进中国，斯大林会保护中国吗？我们无法回答，不过毛泽东对此表示怀疑。 

　　实际情况正是毛泽东冒着一切危险，他的军队开进朝鲜，站在金日成一边参加战斗，而苏联人则只坐在后方为金日成一方讲话。假如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内外都有影响的话，那一定可以说，不卷入其中毛泽东肯定会更好一些。他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也失去了取代国民党代表中国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席位，他失去机会—约20年—同美国建立合作式的关系。 

　　1949年10月1日，55岁的毛泽东步出他的书房，去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自升起国旗。毛泽东身穿新装站在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上，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聆听毛泽东总结自己何以奋起而斗：“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告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莫斯科肯定感到震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它欧洲体系中拿出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中，并给它一张中国的出生证。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新问题：编制预算，地区间的争端，军官们之间的斗争，官僚主义纷至沓来，以及随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这段时间毛泽东的任务很明确，一些地区的残敌要肃清，还有未解放的地区台湾和海南岛以及西藏，一些边疆地区还处于混乱状态，他们与新政府的关系不密切，这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后遗症。置斯大林的强调于不顾，毛泽东绝不打算触及香港，这只金鹅还可以给大陆下很多蛋，再说香港处在大陆的环抱之中。生产力非得大大提高不可，中国处于战乱之中已有12年，而且多年前就处于半战争状态，工厂破败不堪，运输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简直是一个笑话，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实际上还没有钢铁生产。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崭新的组织网络，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很棘手的问题，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仍被某种神秘气氛所笼罩。在这张白纸上没什么可写的—毛泽东把中国民众比作一张白纸。毛泽东遇到了难题，再说，这张白纸在这位书法家面前并不是纹丝不动。要使中国启动向前，毛泽东需要调动社会所有方面的力量。在他第一届政府的24位部长中，有11位部长不是共产党员，在中国第一个宪法的起草过程中，有14个政党的成员参与其中。在1949年-1950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责备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个月后，毛泽东打点行装准备第一次出国访问，他要到莫斯科去拜访斯大林，以示中国确实要“一边倒”。他的上层同事们10多年前大都去过苏联，他认为已经准备就绪，应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去看看。毛泽东这位56岁的马克思主义者，5.5亿东亚人的首领，要去与斯大林谈论未来。70岁的斯大林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教皇。毛泽东这次到寒冷的苏联首都所作的是一次不愉快的访问，斯大林把社会主义中国看作是新入学的小学生，他希望新中国像东欧一些国家一样敬重苏联这位长者，并且有所进贡。斯大林让毛泽东像一名小听差一样地等候着，他好多天不见毛泽东，又不允许其他的人与毛泽东交谈，毛泽东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曾有一次威胁说要打点行装回国。此次出访，毛泽东从他的东道主那里只挤出了3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中国以原材料和中国货作为偿还，外加1%利息。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时候，正巧发生卢布贬值20%，这一下就从仅有的3亿美元贷款中削减了6000万。斯大林为他的贷款强要代价，毛泽东答应了三个苛刻的条件：1952年以前（实际上直到1955年）苏联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两大海关门户大连和旅顺以及中国东北的铁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沙漠地区的在矿藏。毛泽东看上去闷闷不乐，事实也是如此。这些让步击中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的要害。一些中国人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过于软弱，这是自从成为领袖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受到的批评。毛泽东比斯大林清醒，但是斯大林比毛泽东更富有世界经验，在外国的草地上较量，毛泽东远不如在紫禁城的古书、红柱和茂密的桐树间老练。1949-1950年的毛泽东感到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拜倒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失去了美国，他需要北部边境的安全，也需要有抗衡日本的保证，并且他从其他地方也不可能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毛泽东明知自己看重斯大林而斯大林不尊重自己，但他没有背叛这位马克思主义的教皇。毛泽东自莫斯科回到北京以后不久，斯大林实然喜欢起菠萝来，他命令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我想让他们给我一块地方建个菠萝罐头厂。”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意不满意，不过他发回的电报是温和的：“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可以给我们贷款，我们自己建工厂，用工厂的产品偿还贷款。”斯大林恼羞成怒，中国的菠萝没有一只“荣幸”地登上克里姆林宫的餐桌。毛泽东60岁的时候，传来了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一方面毛泽东称这位苏联暴君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另一方面，他没有飞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苏联阵营中，他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这两者都是值得深思。毛泽东敬慕斯大林，同时他认为他有资格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斯大林。不去参加葬礼，毛泽东似乎提高了他在苏联阵营的众领袖中的地位，他认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先颁布的国家法令是婚姻法和土地法。两部法律都给旧中国以打击，而且似乎赋予了集群性强的中国老百姓以个性。毛泽东试图给农民以选择配偶的自由，给他们一份自己的田地，但是，让人民获得个人自由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他心中有新的、美好的设想，在这一新的计划中，中国的民众将再次成为一种摆设。第一步是要砸碎地主的统治，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一场风暴而不是气候的变化，风暴过后，农民很快就要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公社。在政治上，毛泽东仍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数10年后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可以看到它在1950年形成时期的样子，二元化统治支撑着中国的社会舞台，处在前突出地位上的是一些这样的组织—妇联、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其背景是党—它无处不在。革命的成功改变了毛泽东的政权的性质，矛盾在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日益加强，毛泽东发现他对党的控制越来越困难。不久毛泽东就抱怨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以后还要出去走走。”治理一个近6亿人口的国家，毛泽东需要一个复杂的中间机构与人民群众保持联系，而这种机构的独立形成使毛泽东萌生出一种对国家的失控感。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津津乐道中国人民将接管“中国的”所有权力，而所有权力已被证明是难以捉摸的东西，“人民”的范围也不易界定。 

　　（待续） 

　　（作者为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