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毛泽东（之二）  

  胡亚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创建至今已有95年的历史，可以粗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是1920-1927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大城市，最初全部由知识分子组成，早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在这个阶段的后半期，即1924-1927年，中共的上述组织特征有所变化，例如，党员成分和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二是1927-1949年。中共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根据地，在生存环境、党员成分、活动方式等诸多方面，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组  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从上海回来时戴了两顶帽子：湘区区委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安源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战场，从1921年底到1923年他4次到过安源，在安源的劳工运动是尝试性的，也是艰难的，有些工作没有任何结果，而且毛泽东也不是唯一的领导者，还有李立三、刘少奇。1923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的种子。他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在各地暗中发展党组织，2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000多名会员。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自认为是历史前进动力的政党的成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是在发明阶级，这是有效的发明，它表明人力车夫不是自在之物，而是通过阶级斗争成为历史之物。此时党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党的总书记是陈独秀，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刘少奇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毛泽东认识到应着手找到同盟军，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很快就成为与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的热心支持者。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心同国民党的合作？毛泽东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1923年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举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他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1924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他比以前更热心地为国民党工作，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派别以外更广阔的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在这年的冬天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是被选进国民党权力机构中的10名共产党人之一。在上海的国民党机构中，毛泽东被委以重任，一个月之内，他就成了国民党驻上海分部的组织部部长。国民党在这年的2月采取的一个步骤尤合毛泽东的心意，就是成立了农民部，中国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使毛泽东更有理由热衷于统一战线。农民问题犹如天边的云，它在五四的主题中未占一席之地。占全国人口85%的农民仍是沉默的大多数，对此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注意。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他感受到了压力，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他离开了共产党总部，他再也不是可以信赖的连接国共两党的桥梁了。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善于随机应变，这种技巧使他终身受益。如果说他能够受一时的感情驱使而冲动起来的话，他同样也知道如何退却，该撤退的时候，他会退回到那有根的地方-上海回到了韶山。就个人经历来说，毛泽东转了一个大圆圈，从土地上走出去又回到了土地上，1910年他作为叛逆者离开了韶山，1925年他从所受的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这时他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的视野更宽广了，他悄悄地转变思想。这一年8月在他父母曾经住过的阁楼上，中国共产党韶山支部成立了，第一批共有农民党员32名。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进国民党的农民部，7月中共中央全会上，农民部终于成立了，毛泽东被认命为负责人，这使他又一次在中央委员会占有一席之地。对共产党多数领导人来说，20年代中期最麻烦的问题是：共产党怎样才能从统一战线中获益而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支持者的问题，革命应该为了谁？什么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点燃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烈焰，使之有足够的热度能够熔旧化新？毛泽东认为星星之火应该在农村燃起。他从自己掌握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出发作出了一个判断：他们需要一场革命，毛泽东认识到革命的成败在于农民，只有农民才能使旧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大厦倾塌，即使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也要完全依靠他们。乡村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毛泽东，1926年10月他从广州回到了湖南，他不愿在大都市的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而要在现场处理农民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发现人们敲着铜锣拥着戴高帽子的地主游乡，罪大恶极的地主已经被关进县城的监狱，社会天翻地覆，由于他久不曾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之中，对于社会的震荡甚至连这位叛逆者也感到吃惊。学究气在毛泽东身上消失了，他开始反对使他认识了更广阔世界的洋式教育，现在他认为杨教授这类人不能成为政治盟友。湖南并不是中国的典型，毛泽东从韶山回来，坚信农民的力量不可抗拒，但是在1927年就提出中国应该走湖南的道路就是大错特错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部，当时较受欢迎的一项方案是：为了保存统一战线和北伐的顺利进行，限制农民的“过火”行动。但在当时除了武汉外，中国正在出现两极分化，长江岸边的统一战线像一枝脆弱的竹子，来自下游的一阵狂风就要把它折断。蒋介石给统一战线以致命一击，他早已放弃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借助于刺刀—他喜欢的政治方法—他又一次而且永远的撕裂了与共产党的合作。共产党在风雨飘摇的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他的同事对他很不满意，以至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他失去了农民部部长的职位。白色恐怖在武汉和湖南蔓延，手无寸铁的工会会员和学生被杀，毛泽东有些绝望，但试图竭力挽救，此时难以置信的是，陈独秀教授仍希望补救统一战线，他命令毛泽东离湘赴川，但毛泽东既没有服从陈独秀也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还像消防员一样站在烈火中。1927年7月15日，共产党与武汉政权彻底分裂，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与会者决计在农村和城市同时发动起义。但糟糕的是，新的路线受到莫斯科的授意而制定的，斯大林突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军队力量，更荒谬的是这位远在4000英里以外的苏联领导人还坚持共产党要支持武汉政权。这应了中国一句老话：乱弹琴。共产党一步步走向绝境，危难之际，共产党领导人再次召开紧急会议罢免了陈独秀的职务，代替陈独秀的是瞿秋白，陈教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1936年，毛泽东提起与国民党合作曾遭受重大损失时，严厉指责了陈独秀，可他却没有责备斯大林，斯大林才是更大的罪人。自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毛泽东拿起了枪，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在农村建立一支正规部队，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应成立一支军队，只有在农村站稳脚跟，并完全控制这个广大区域时才能去占领城市，以最后完成革命。从思想意识范围内说，五四时期的学生是钢铁般的英雄，游行示威时他们手里拿的不是枪而是刷子，他们只是言辞激烈而已。而毛泽东真正的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哪一方面毛泽东都不能称为创造者，但他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第一人。毛泽东用枪杆子表达人道主义的世界观，直到逝世，他还坚信，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这一道理很简单，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要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二者都绝对不可少。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了他最著名的比喻，那就是他把军队比做“鱼”，而老百姓是“水”。战争总是有前因后果，总是具有决定意义。如果持枪的人不是献身于高尚的事业，那么枪杆子就没有什么意义。在军阀时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思想，但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这一年中共中央起了变化，莫斯科很快对瞿秋白变得不满意，工人阶级的代表向忠发取代了他的位置，但实际权力却渐渐转移到了李立三手中。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红”乡绅，湖南共产党组织两次派特派员到井冈山纠正毛泽东的政策，但第二次派来的特派员朱德成了毛泽东的伙伴，这一结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朱毛两军的相合，组成了一支1万人的军队，红军真正地诞生了，这时作为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才开始为世人所知。这时毛泽东在各个连队建立了政治组织，在每个班设党小组，每个连设党支部，每个营设党委。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毛泽东不许军官打骂士兵，账目公开，由大家监督。每打完仗，毛泽东都组织民主生活会，会上可以各抒己见，还可以点名批评或表扬上级军官，通过讨论，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军官也可能被降职。毛泽东成了导师兼道德家，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军队。中国的旧军队只知道利用士兵的躯体，绝不利用他们的头脑。虽然朱德有时对毛泽东的做法不适应，但也一步步地接近民主意识。在这里每个战士都感到自己是一场重大运动的一部分。毛泽东为士兵们制定了纪律和在群众中的行为准则，抢劫和强奸本是军人们常做的一些事，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井冈山小心翼翼的村民才知道毛泽东给他们带来了太平盛世，战士们帮农民春播，给年老体弱者砍柴，送还从农民那里借来的镰刀，买菜如数付钱，住宿在有年轻姑娘的地方也不骚扰她们，毛泽东正在努力证明，他领导的军队与中国人熟悉的旧军队有天壤之别，他要建立军民鱼水关系。到1928年底，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湖南组织涣散的中共力量中的头号人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选举出了一个极左的政治局，由李立三掌权，没有人提意选举缺席的毛泽东为政治局成员，但至少这次毛泽东又回到了中央委员会。然而，第六次党代会的代表们根本不赞成毛泽东的方针，他们把农村根据地看成是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前站，城市工人仍被视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认为吸收游民进入共产党比不扩大党的力量还要糟。毛泽东发现自己再次步入三角阵，20年代早期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国民党，现在的三角是共产党—莫斯科—井冈山。虽然烦心，但在1928年年中，毛泽东爱上了一个18岁的高中生-贺子珍，她聪明、活泼，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说话清晰且有分寸，她的那双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子珍很有政治头脑，自1928年以后的10年中，毛泽东一直和贺子珍一起生活。他们的结合预示着毛泽东的一个创造性时期的来临（与8年前和杨开慧结合时一样），她不久就给毛泽东生了两个孩子，能把这块新琢的美玉得到手，毛泽东真是欣喜不已。1928年底，朱毛离开了井冈山向江西进发，1929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根据地，也就在这一年有名的红军服诞生了，深灰色的军装，加上绑腿和缀着红星的帽子。此时，李立三非得急着去干需要毛泽东20年才能干成的事情不可—率领红军开进中国富饶的城市。整个1929年，他发出的指令是：把城市作为中心，不要建立根据地，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因为条件尚未成熟，把红军分散成游击队，他还命令毛泽东和朱德离开军队到上海接受批评。朱德怒气冲冲，毛泽东则冷静如常。两个人都违背了李立三的政策精神，不过他们尽可能对信件表示遵从，整整一年他们都是这样敷衍过去的。

  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经历是坎坷的，尽管如此，他从未退过党，他之所以还留在这个党内，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革命终究会到来，他不满足于建立只包括一两个省的王国。中国的面积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仅湖南省在1920年的人口就与法国1789年大革命时的全国人口相等。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需要一支真正的全国性力量。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新想法就是：合格党员的一个标志应是“必须没有发洋财的念头”，但是当时在党内许多人靠奖学金留学去了，很多党的领导人到国外镀金去了，他们把一半的时间浪费在横穿西伯利亚的火车上。1930年，李立三垮台了，两个月内，他失去了党内的一切职务，和他的前任瞿秋白一样，他被召到莫斯科挨训受责，后来投进了监狱。李立三的主要批评者不是那些受他迫害的人，而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一个新的团体—由28个在莫斯科学习的一群左派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他们除了擅长理论，对其他事情一窍不通，这其中有两位佼佼者—王明和博古，1931年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上，他们俩竟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1930年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是自1927年以来的第一次。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置换空间、集中歼灭等战术，充分利用与当地农民的鱼水关系，朱毛军队总共打退了国民党军队三次围剿，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投向了共产党这边，缴获了大批枪支，他们以少胜多的战例在军事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中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成为了一个政府首脑，但此时在上海，王明和博古得到莫斯科同意后决定巩固在中央的正规统治，1932年中共中央由上海搬到了江西这个最富有朝气的地方，这对毛泽东是一个打击，从1931年到1934年毛泽东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1932年周恩来取代了不被信任的毛泽东，成为了红军总政委，1933年毛泽东被解除了制定政策的权力，此时蒋介石调集了40万人的军队开始了第四次围剿，周恩来负责此次围剿，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周恩来在28个布尔什维克思想指导下的战术起了作用，还是朱毛留下的影响赢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无论如何，这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毛泽东更加孤立。这一年中央发起了扩充红军100万的运动（年初还不到50万），每个根据地都筑起了土墙，称为“铜墙铁壁”。毛泽东认为，这些土墙会使红军陷入阵地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1934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只作了一个空洞的讲话，他主持大会时就像一只落了毛的凤凰，谁也不会为他主席职务的解除而惊讶，但过于残酷的是甚至在他任了三年主席的政府中他连委员也不是。蒋介石取得了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共产党决定放弃江西，向西北行进，28个布尔什维克为这次惨重失败感到窘迫不安，故而毛泽东又悄然回到为指挥撤退而组建起来的军事委员会里。（未完待续）（作者为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