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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银川(连载)

2016-10-08 10:53

  站在兴庆大地我们畅想(十一)   

  吴金遨  

  大概在兴修廉县城同时,宁夏引黄灌区的开发工程也上马了。其中有一条引黄灌渠,北魏以前叫做高渠的,其位置应在今西干渠一线附近。廉县城之兴起,与扇缘地下水灌溉农业的发展有关,而其繁荣则与引黄灌溉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随着高渠以及附近其它灌渠的兴修利用或淤浅废弃,廉县城也时而兴旺发达,时而衰落不振。 

  根据郦道元的记述,银川地区在西汉成帝阳朔年间(公元前24-公元前21年),还有一座吕城,是北地郡主持屯田殖谷的上河农都尉冯参的屯田城之一。冯参的屯田城共有三座:中心在上河城,北魏时为弘静镇,因徙中原汉人以充屯田,俗称汉城,唐代又先后改为静安县、保静县;南典农城,北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胡城)。看来,西汉时南北两典农城均属上河城的下辖小城。值得注意的是,《水经注》中上河城以北为吕城,而《元和郡县图志》中记述贺兰山时,却明说:“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县,又北经怀远县西……”没有提到吕城,却出现了怀远县。还指出:“怀远县……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河水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有人曾以为饮汗城系赫连勃勃始建,这一说法根据不足。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兴建大都是在原有一定基础的城镇村落等大小居民点上发展起来的。赫连勃勃兴修的城市也同样如此。动用10万之众营建的都城统万城,便是因汉代奢延县城之旧而改筑的。所以饮汗城的原有基础,显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居民点,而正是北典农城。勃勃所做的只是把它改建为一处供其玩乐的皇家园林而已。 

  北典农城位于黄河故道西岸,汉延渠东侧。这里的早期原始居民点,当是黄河畔的重要渡口(后称吕渡,见《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西夏地形图”)。当时黄河上的水运工具有汉族人民的木船、木筏,匈奴族的马革。由廉县城往东去衍县城以至上郡、西海郡等地,北典农城是必经要道。 

  从银川平原河西部分的自然条件分析,平原中心要开渠置田,因排水、盐渍化等问题较为棘手,显然是相对较晚的事情。而黄河岸畔因引水便利,排水容易,比较早就兴修了一批渠道,包据后称汉延渠在内。从汉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虞诩上疏中对西汉时期北地、安定等郡的描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以及是后顺帝派员“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岁费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等记述,说明宁夏引黄灌区农业发展当时已达较高水平。上河城及南北典农城就是随黄河西岸灌区的开发应运而生,并在其灌溉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它们是当时农产品(主要是粮食)集散屯储的中心,后被称为“仓城”。 

  在这同时,廉县城因周围地区只靠有限的地下水灌溉,而其南部的高渠则因渠线较高,渠口引水困难,渠道渗漏严重,加以贺兰山区原有林草植被在汉代受第一次破坏后,山洪增多,下伏沙层出露,引起洪灾、沙化、水土流失等一系列问题,严重限制了山前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遂使上河三城的经济发展逐渐赶上、超过了廉县城。东汉灭亡后,廉县建置不复存在,银川地区中心城市由廉县城向东转移到了饮汗城即今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饮汗城处于阶地前缘,浅层地下水水质良好,取水方便。虽濒临黄河,因地势较高(原为黄河的天然堤地段),在一般情况下,不受黄河洪水威胁。同时周围土地肥沃,水草丰美,灌溉便利,因而很早就发展起了农、牧、渔业。特别是面临滔滔黄河,“登眺极山河之伟观”(《魏书·刁雍传》),加以花草林木之幽、台榭飞阁之胜,而又水陆交通四达、物产丰富,从而被赫连勃勃建为园林型的游乐城市和驻兵屯粮要地,成为五世纪银川平原上的一座重要城市。 

  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怀远县旧城)自西汉中后期起,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代、唐初,兴盛700余年,终因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黄河特大洪水的冲淹而被破坏,次年于今银川老城所在兴建怀远县新城。 

  怀远新城迁建到银川平原中心而不是别处,正反映了当时平原中心灌区(今唐徕渠灌区)已经得到很好开发、成为富饶农区的事实,同时也因为这里原有较大居民点可供利用之故。据旧志记载,银川城北的海宝塔(赫宝塔,今俗称北塔),相传为赫连勃勃重修。很清楚,一座宝塔不可能孤零零地建于远离人烟之地,这里的居民点可能在公元5世纪初就初具规模了。 

  有唐一代,银川平原不但畜牧业有新的发展,而且10多条干渠经大加整修,灌溉效益明显提高,特别是唐徕渠灌区的大规模开发,使朔方节度使所辖地区(今宁夏北部地区)粮草充盈、士马强盛,甲于诸镇。虽驻有重兵,但一度已“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可就地满足驻军用粮。居于唐徕渠东侧的怀远新城空前繁荣,已被誉为“塞北江南”。而当时军事地理形势上,主要矛盾方向转向西方吐蕃、回鹘的变化,又使扼贺兰山隘口通道要害的怀远新城之地位更加重要。 

  从唐代兴建怀远新城起,这个城址一直延续至今天,已有1300多年历史。其间,北宋改名怀远镇;西夏建为国都(兴州、兴庆府、中兴府),是地跨宁、甘、陕、青、内蒙古等辽阔地域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中心,城市的规模和繁荣程度盛况空前,成为银川建城史上的光辉一页,并一举奠定了其在宁夏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位,历千年而不衰。自此以后,历元、明、清以至民国,其城名虽屡有变易(宁夏省城、宁夏府城、宁夏镇城、宁夏卫城、宁夏道城、朔方道城、银川市),但作为宁夏地区的中心城市,则并无实质性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概括如下几点: 

  在银川建城之初,城址的变化较大。从由银川平原西缘的汉代廉县城向东转移到汉唐时代黄河故道西岸,汉延渠东侧的汉代北典农城,其间相距达40公里。然后又向西移到银川平原中心、唐徕渠东侧的唐代怀远新城,一直至今。而后期银川城址相对稳定,很少变化。 

  由于银川建城其主要目的是屯田边,所以其人口构成的特点是来自四面八方。即有关中、齐鲁以至吴楚来的军人、卒、官吏、移民,也有来自西南、西北、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徙边罪犯,在此居留数年后往往赦返故乡,而新的流犯又源源而来。可见银川城居民来源复杂,流动性大,可以说这也成了银川是祖国西北地区一个促进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都会。 

  银川自古以来就是沙漠绿洲,一个非常少有的风景游乐城市。从赫连勃勃在饮汗城建成丽子园,到唐代诗人盛赞的“塞北江南”水乡风光,此后在西夏王朝与明代、清初,银川一再成为王公贵族、官僚士绅们观景玩赏、游宴作乐的活动中心。所以兴庆区得天独厚的“塞上江南”风景资源,以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名胜古迹,为城市居民和旅游客人提供了引人入胜、别具风味的游息环境。 

  银川作为中心城市(兴庆区成为首府核心)是历史因素造成的,也是其本身的特质决定的。在银川平原中心城市是随着农业的逐步开发,由南往北、由平原边缘向平原中央转移的趋势。想当初,银川古城——廉县、怀远县等,不过是一个小县城,但是随着农业的开发,它跨越了富平县城、薄骨律城(即灵州县城)而成为整个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夏时期,它的潜在特质发挥了作用,一跃而成为“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的西夏首府地位。 

  有趣的是,非洲尼罗河下游的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其地区经济开发过程及其中心城市的转移,与银川平原的情况具有类似特点。尼罗河、黄河同为世界古代文明的摇篮。埃及尼罗河冲积平原是热带干旱地区古老的人工大绿洲,而宁夏黄河冲积平原则是温带干旱地区的大绿洲,它们都从很早起就发展起了灌溉农业。公元前5000年前后,埃及尼罗河流域人民已挖渠开沟,首先在埃及南部,即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以下到开罗为止的狭窄谷地(上埃及)建立起一长串繁荣的农村。而埃及北部(下埃及),即开罗以下的广阔三角洲地区,则因地势低洼,泛滥时易成泽国,定居、开垦更为困难,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因此相当长的时期内,埃及的中心一直在上埃及的阿拜多斯。只有在生产力提高和人口增加,开发三角洲沼泽地带才有了可能,经济重心逐渐北移之后的公元前2600多年时,中心城市才向北转移到下游三角洲顶端的孟斐斯(今开罗附近),其后作为埃及的首都一直延续到今天。除了埃及灌溉农业开发历史较早以外,银川平原上中心城市由富平、灵州向北转移至银川城,之后一千年中稳定地作为宁夏地区首府的发展过程,可说与埃及开罗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四、从西夏建都看兴庆区四大地理优势 

  今日兴庆区,昔名兴庆府,作为西夏国都,前后延续达200年之久,成为银川建城史上光辉的一页。为什么党项人要定都于兴庆府呢?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族拓跋氏部,五代以前,主要活动在以银州、夏州为中心的今陕西北部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南部等地。宋代初期,公元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兵攻取灵州,改为西平府,迁都于此。公元1020年,继迁之子德明又将都城迁至怀远镇(即今银川城),改名兴州。1033年,德明之子元昊升兴州为府,改称兴庆。时夏人俗称之为东京。后又改名为中兴府。 

  史载1017年“夏六月,有龙见于温泉山(指今贺兰县暖泉以西的贺兰山),山在怀远镇北。德明以为瑞,遣官祀之。于是有迁都之意”(《西夏书事》卷十)。在这种神秘化的说法背后,其建都于兴庆区地的真正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军事地理形势看,西夏原来的根据地银、夏一带,东南是北宋王朝领土,东北为强大的辽国,不但向外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且周围密迩宋、辽边防重镇,军事上易受威胁。而其西边广大地域,水草丰美,畜牧孳息,地绕五谷,但宋辽势力鞭长莫及,成为回鹘、吐蕃等民族的活动范围,他们的军事实力相对较弱。李德明等便集中力量向西方开拓疆域。夏州偏处东部一隅,自然不便于控制西夏。西夏都城乃逐步西迁,由先迁灵州进而渡河再迁兴州。正如李德明与属下讨论迁都时有人提到的,兴州“西北有贺兰(山)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屏障,形势利便”,四塞险固,可攻可守,比之“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易攻难守的灵州来,确实又胜一筹。(《西夏书事》卷十)。 

  第二,从交通地理位置看,银川平原“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西夏书事》卷七),其地理形势比银、夏一带优越得多。兴庆府实处当时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西夏纪事本末》卷前所附“西夏地形图”)。另外,黄河的水上交通当时也已具一定地位,黄河上游段纵贯西夏国境,兴庆府的顺化渡和吕渡是重要口岸,由此顺流而下可抵天德军、胜州等地(今内蒙古河套平原),上游则与积石军(州)、兰州一带相通。其主要水运工具,除木船、木筏外,还有特别适宜于黄河上游航行的“浑脱”(羊皮革囊),是西夏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凡团练使以上的军官,均专门配备有浑脱(《宋史·夏国传下》)。 

  第三,兴庆府周围地区农牧业比较发达,相对稳定的引黄灌溉农业可以保证城市的军需民食。李继迁攻取怀远镇、灵州前后,即令士卒屯田耕耘;公元1002年西夏境内大旱,禾麦不登,又下令蕃、汉人民修筑堤防,“引河水溉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四)。史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兴、灵则有古渠,曰唐来,曰汉源,皆支引黄河,故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自汉、唐以水利积谷食边兵,兴州有汉、唐二渠……土境虽小,能以富强。”(《金史·西夏传》)宁夏旧地方志也指出,宁夏的汉延渠、唐徕渠,“拓跋氏据西夏已有此渠,资其富强”(《(弘治)宁夏新志》卷一)。兴庆府正处该两渠灌区之中,其农业基础是特别雄厚的。兴庆府之所以能成为西夏统治者进行军政统治的中心,达到一定程度的繁荣,是与这里优越的水利条件以及相当发达的农牧业生产密切相关的。 

  (未完待续)